在调研参观环节，刘刚向与会嘉宾详细介绍了蒲公英创业驿站的创业历程、发展理念和取得成绩。他说蒲公英作为“国家级创新型孵化器”，希望每一位从这里长大的创业者都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成熟后飞向更广阔的天地，继续顽强而茁壮地生长，并孕育出新的生命。蒲公英以古代驿站的形式为创业者提供服务，承袭了驿站规模小、转化快、信息网络聚集、办公属性和覆盖面广的特点，坚持把5人以下的初创团队或创业者作为孵化对象，发挥其创业者团队小、资源少、创业能力强的特点，帮助其快速成长。因为蒲公英在创新创业领域的成绩，刘刚成为2015年孵化器行业唯一的“全国劳动模范”。

    在专家主题发言环节，王健首先代表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对沙龙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在《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科协系统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重要职能，因此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探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机制，是需要花大力气研究的新课题。

　　朱希铎接合自身多年从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经历，提出当前科技成果数量众多，但转化效率极低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成果的“碎片化”和“界面式”现象。“碎片化”就需要加强成果的集成转化能力，“界面式”就需要中介组织帮助科学家与企业之间制定成熟的转化路线图，加强成果转化整体方案的设计，科技成果产业化绝非一次对接就能完成了，需要发挥中介组织成果集成与资源匹配的能力，不断克服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魏立新认为，科技成果产业化“值得干、很难干、有得干”。“值得干”是因为当前科技成果数量众多，只要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就能实现成果的价值，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形式可以多样，例如技术服务、素质服务、咨询服务等。“很难干”是因为科学家能提供的技术，与企业家想要的项目，不在同一条轨道上。“有得干”是因为我国大多数企业存在技术能力不强的现实情况，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技术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技术，因此科技中介组织不能开“药店”，企业不具备到药店选药的能力，而要开“医院”，帮助企业会诊发展中的问题，并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尹锋林提出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知识产权的维权成本过高，诉讼周期长，赔偿额度不高等现实情况，都制约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积极性。科技成果处置权是制约转化的另一障碍，虽然现有的政策明确了所在单位可以自行转化科技成果，但单位成果转化队伍不足、科研人员创业能力不足等却制约了成果转化。

　　胡坤分析了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限制，他以中科院为例，第一流的人才搞科研，第二流的人才做管理，只有第三流的人才去转化，甚至很多单位是让快退休的人员和升职无望的人去做成果转化。如何建立高素质的成果转化队伍，是需要深入思想的问题。

　　刘刚结合创业者的创业特点提出，创业初期的企业要具备“要1万，不要100万”的心态，先把自己能干的事情做好，再追求更大的目标，不要一开始就把目标定的太高。创业辅导可以采取“学长+学弟”的模式，彼此的信任关系帮助初创企业快速成长。因此，一个成功的孵化器，就需要具备优质的校友资源。

　　在学术研讨环节，与会者又针对科技项目的选择原则、科学家为什么不能成为“富翁”？科技中介组织如何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以及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商业属性与公益属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